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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本文作者：听决娱乐站 | 2026-02-05 22:53: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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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南方周末》报资深记者集体辞职事件
曾经喜欢的一份报纸，读书那时觉得她很贵，国籍也舍得买
天下没有不散的连清宴席，在一周前珠海开了全体会议后，川连因对新任主编，清川南方集团派来的国籍向熹独裁作风不满，《南方周末》十名左右资深记者向报社递交辞
职报告。连清
这些记者是川连《南方周末》辉煌时代仅存的一批人马，知情者相信，清川随他们的出走，饱受弹压，苦难深重的南方周末，将沦为一张普通的小报。一位辞职者说：“我们
是雅典的公民，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。”
《南方周末》城市版主编陈菊红，头版编辑方三文，消费广场主编曹西洪已经递交辞职报告，记者李玉宵，杨海鹏，翟明磊，贾明，朱强，杜卫东，甄茜，江华，贾明，周浩已经明确离职意向。
都是向熹惹的祸。
让一个在体制外毫无经验的干部，负责一个体制外的媒体，这是《南方日报》集团领导用人的失策。向熹此人纸上谈兵可以，但为人浮夸，不够坦诚，《南方周
末》的城市版投入大，收益小，挤压原版面的广告资源，是典型的样板工程。向熹曾在三年前欲到《南方周末》当记者，为江艺平所拒，理由是向熹与南报记者气质
上有差异。《南方日报》的老人都会记得几年前的“七一晚会”，向熹朗诵一歌颂党的诗，未罢居然泣不成声，给人以大伪之徒的感觉。他那一套在体制内行得通，
但在《南方周末》行不通。除非对南报彻底换血。问题是南报彻底换了血，魂魄将不复存在。
南报的内部冲突，实际上
是体制内外两种文化的冲突。这次事件中，率先倒戈一击的是上海记者站的两个记者，杨海鹏和翟明垒，他们批评南报新任领导在内部事务中起码的知情权，居然对
记者降薪一半这种大事，事先不沟通，事后不解释。在上海站对此质询时，也不予理会。按党报传统，这种事无须多解释；但按《南方周末》的传统，碰到如此大
事，领导层会对大家说明，寻求谅解。向熹年纪虽轻，但一直深受体制内文化的浸润，自然不知南报的“理路”，把权力的分量看得太重，而轻视下层的反应。在翟
杨公开批评后，南报资深编辑曹西弘深受刺激，此人一向在周末有清誉，在能力操守上无可指责，他的行动是上书《南方日报》老总，要求撤换能力及理念无法与
《南方周末》报契合的向熹。但《南方日报》处理此事者，主观臆断曹是“非组织活动”，要求曹及附议的翟明垒，杨海鹏道歉，遂使人们对《南方日报》彻底绝
望。询问他们的人揣测，他们是想把向熹拉下马，背后有《南方周末》前领导的主使。但事实上，他们没有证据，甚至在三人（翟杨的信是给曹的私信）的信中，观
点也有很大差异，罗织罪名非常困难。何况以私人信件治人处分，于理于法不通，遂使向熹步入僵局。处分难，大家会不服；不处分也难
领导威信自然扫地，他的强权会被瓦解。但让他道歉，以向熹的自负，他是不能错的。于是，因为此三人（俱为记者中的憨货）而拉开的伤口，就不会愈合，南方周
末就只有失血了。对《南方日报》来说，调换向熹恐怕是最得人心的选择。向熹与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，本不是同类，硬凑在一起，冲突不可避免。即便当局者，也
不会想到记者们的反应会这么快，如不及时处置，《南方周末》几个月精华尽去，不是什么假设。
《南方日报》的自
信，在于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投奔
在去年最受大学毕业生欢迎的中国境内企业中，《南方日报》排行三十六位。因此，他们对那些《南方周末》主张自身权力的资深记者编辑，态度简慢。虽然他们理
应知道，南方报业集团的荣誉，很大程度是由这些合同制记者编辑创造的。在总体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，他们更多会顾及内部职工的利益和保障，《南方周末》的
合同制记者（多是广东以外投奔南报的一流人才），人均收入十几万的高成本，在南方报业集团中，遂成众矢之的。在强敌已灭（《羊城晚报》境遇不佳，《广州日
报》因为领导层腐败案元气大伤），狡兔死走狗烹，也是一个必然选择。降低劳动成本，招揽起薪底的新人，或许成了一个大的方向。向熹只是忠实执行命令者，这
场风波的背后，《南方日报》的经济环境和广州媒体的竞争减弱，恐怕是个重要原因。
任何报纸都有她的生命周期。
《南方周末》红了十几年，对中国的报纸已经是奇迹了。今年全国广告爆跌，广东媒体更是惨不忍睹。《南方周末》虽然有足够财力，维持原有薪酬标准，问题是
她有赡养父母责任，而且要求发展
如城市版，要大量投入。这就为她布置了重重障碍。向熹一手策划的城市版，定位不准，格调与《南方周末》读者期望距离很大，也为他的被攻击制造了口实。向熹
理应明白，他不是沈颢，不是程益中，也不是刘洲伟，即便龚小跃，李戎，连清川，也胜他好几分。一位南方周末的大姐说，以向熹的判断力，写作采访能力，如果
参加南报公开招考，十有八九不会被录用，他如何能让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心服呢？她评价向氏用了“味道不对”四个字。如果用GOOGLE搜向熹的文章，难有
一篇符合《南方周末》的标准。
《南方周末》最近在珠海开会，新任主编向熹在会上公布了一个决定，让一些周末老记
者倒吸一口凉气。向熹说：由于近期网络上对本报不实攻击很多，为保护《南方周末》品牌，命令新组建的“品牌工作室”收集网上文章，对恶意批评，将组织以
“网友”身份回击。记者们对这种愚蠢的做法议论纷纷。如何界定“恶意”和“善意”？一张大报，有些恶意批评，也属平常，何必在意？何必专门安排人手，鬼鬼
祟祟搞匿名“回应”？ 这与“网特”何异？
《西祠胡同》斑竹“牛吃草”，五个月前已归化《南方周末》，在进入南报后，他被要求控制那些对《南方周末》批评的帖子，这令他十分难堪。
《南方周末》的记者队伍不稳定，近期又遇大规模出走。向熹的无知和独裁，使《南方周末》处境岌岌可危。钳制网上非议，是他粉饰太平工程的一部分。
SB，这是记者们对这位从某报空降到《南方周末》的年轻主编的评价。
但向熹对他的这个“愚不可及”之举，好象甚为得意。
“如果网上到处都是《南方周末》的赞美诗，小心，也许是向熹和他手下的创作。如果匿名答辩做得出，以读者名义赞美，也是可以预期的。”一位与向
熹相熟的《南方日报》人士说。他还记起在某次“七一晚会”，作为新人的向熹曾当众朗诵了一首歌颂党的长诗，未罢，即被泪水遮住面孔。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
表演。但我实在无法想象他对党的深情。”
江艺平，钱刚，向熹，陈菊红，方三文，曹西洪，李玉宵，杨海鹏，翟明
磊，贾明，朱强，杜卫东，甄茜，江华，贾明，周浩。数数正好十六头，看来是有关部门提前预祝了。面对整个事件，《南方周末》目前的克制令人尊敬。他们完全
可以以捏造事实、人身攻击为名进入法律程序。但他们至今仍没有。两相对比，这两天已经说明了是品格而不是态度的魅力，更让人信服。
《南方周末》从独裁主编向熹到任后内部发生的人事动荡——
毛哲趁机进入《南方周末》赶走陈明洋担任主管新闻部的副主编；
经济部主任冯启若辞职；
《南方周末》城市版主任陈菊红已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；
谢方伟担任即将出炉的《新知时报》副主编；
专栏编辑拉家渡干脆回家休养，传闻去《羊城晚报?新闻周刊》担任编务总监；
头版编辑方三文、消费广场编辑曹西洪、城市版编辑甄茜已经递交辞职报告；
记者李玉宵，杨海鹏，翟明磊，贾明，朱强，杜卫东，江华，贾明，周浩已经明确离职意向……
一位辞职者说：“我们是雅典的公民，但现在是斯巴达人的臣民。”
希望那个能帮助到你
特约撰稿 | 连清川
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，应该是整个互联网时代中，创造出最多新模式和名词的时期。长尾理论、共享经济、众包、团购……而这些，在其后的互联网飞速发展中，一一落地。
有的模式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成了昙花一现的辉煌，例如共享单车，共享办公；有的模式，改换门庭，悄悄地变成了互联网的基础配置，例如团购；而有的创新，饱受争议，却渐渐成为了互联网的主流结构，例如：外卖、网约车。
2004年，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出版了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。在书里，他虽然并没有提出一种理论，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， 原本公司的层级化结构，似乎已经整体地受到了互联网的挑战。
并不是层级化管理体制的效率降低了：而是，不少职员已经不在公司里，或者，他们并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固定员工。
他们，其实成了类似于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者。
弗里德曼的例子特别有意思。他说，在传统时代里，家庭妇女往往无所事事，会和 社会 异常脱节，所以造成了许多家庭妇女自己和婚姻的悲剧。
但是今天，有许多美国家庭妇女摆脱了这样的困境：既是家庭妇女，又是职业女性。
如何做到？比如，她是一个临时性的机票预订者。在忙家务的时候，她可以关掉她的手机；但是她空下来的时候，就可以帮助航空公司，处理各种机票预订信息。
这是众包。
当然，这种情形今天我们早就已经不陌生了。
美团、饿了么外卖平台上的骑手，滴滴、曹操上的司机、顺丰闪送上的快递，拼多多、淘宝上的商家，抖音、快手上的网红、同城、猪八戒上的设计师写手……
严格来讲，他们与平台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，而是依托于多个平台接单，找到自己的工作机会。
他们逐平台而生，很多人同时登记了多个平台，就是为了保证获得更多接单的机会，这样也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。
快递员（图/图虫创意）
对于这部分人群，官方有一个更加严肃的名称：灵活就业人员。
这个群体有多大？人社部7月份的统计数据是2亿。而2021年的人口统计，15-59岁的人口，是8.9亿。
只有极少数的人习惯被束缚，尤其到了今天有了更多就业选择的时候。
在传统时代中，多数人不得不被迫依附于某一个机构的原因，是因为本身 社会 就业机会就较为稀少，而转换工作的成本却奇高无比。
而今天，互联网已经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。如果你对于某一种职业有专长或者爱好，那么在同一个领域中，你可以在几个类似的平台中切换，甚至可以同时把几个平台都登记上；若是你没有发现对胃口的工作，而只是在寻找的过程中，你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中穿梭，去寻找自己的机会。
这样的就业方式所呈现的一种结果就是： 颠覆了传统劳动雇佣关系，而进入了平台-合作模式之中。
这当然对于双方而言，都是一种解脱。
网约车司机（图/图虫创意）
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：公司要壮大成长，就必须多雇佣员工，但是许多就业者实际上并不愿意单纯依赖于一家公司。
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新业态从业人员，如网约车司机、外卖人员、快递人员，仅仅与一家公司形成固定劳务关系，就意味着失去更多赚钱机会。
关键还在于，对于雇员而言，找到一个工作能否符合自己的兴趣与追求且不待说，待在一个固定的公司机构里，有着许多难以言语表达的风险与挑战：与管理者是否合拍？与公司同事是否融洽？公司能否准时足额发放工资？管理风格与文化是否合适自己？会不会过多加班或者出差？
有时候，如果双方都没有太多选择，就只能勉强“在一起”。
一家公司的职员为何如此看重社保和五险一金？因为那是保障。为什么要签劳动合同？因为那是保护。出现了工伤怎么办？孕期谁给保障性工资？养老没有保障，人们能够心安理得吗？
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。
之前，在中国只有两种界定劳动关系的方法：要么你是公司的雇员，签劳动合同，享有法定劳动保障；要么，成为灵活就业者，可相对自由地支配工作，但是出了意外，只能自己承担（如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和享有相应劳动保障）。
这就是劳动关系的二分法：是职员，或者民事关系的合作方。
市场竞争的存在，使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敢放松对自我的提升。
例如在外卖行业，一个投诉的出现，如果处理稍不谨慎，就会导致商誉与用户的流失。所以，平台企业不能不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
合规化是所有平台公司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悬挂在每一家平台企业头上。
街头的外卖员（图/图虫创意）
这也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。
在美国，法官支持了认定优步司机为优步雇员的事实，要求优步付出与员工等同的劳动报酬；而在西班牙，配送平台Deliveroo被判履行全部雇佣责任，它干脆宣布退出西班牙市场，2500名雇员无处可去。
互联网经济虽是创新，但也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无非是应对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技术化产品。 事实上，任何一种企业行为，其需要的，恰恰是政府对市场的规范性。
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，形成彼此之间合适的权利与义务，确保平台对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保障，促进灵活就有人员适应和遵循的平台模式，遏制同类平台间非理性、无休止的厮杀，这些原本就是规范的作用。
所幸，7月份，人社部、国家发改委、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的文件 ，这其实就是从劳动保障的两分法过渡到三分法。
所谓三分法，也就是从原本的要么雇佣、要么合作的关系之间，加入了一层关系，即“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”的关系。其解决方法在于，“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，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”。
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文件（图/网络）
这是依据《劳动法》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，是应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针对性政策。
在动辄使用数十万、上百万劳动者的平台型企业，劳动关系是否合规向来是一个重要问题。
穿行在街道上的外卖员（图/视觉中国）
统计数字显示，到2020年10月，美团有470万名骑手；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，滴滴出行的年度活跃司机数量为1500万。
如果把这些骑手、司机都算企业员工的话，那么所有人员成本都会由企业负责，即便以美团、滴滴的营收规模，怕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。
但是，以文件所指的这种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，平台给予骑手必要保障，包括意外、伤害等基本保障，而社保、养老等 社会 保障，由国家与个体之间，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摊，或可逐步解决问题。
自然，这个文件，尚未有明确的落实方案出来。或许其后对于平台的具体签约方式与权利义务，都会有明确意见。
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步。原先由于法规存在模糊地带而产生的合规化问题，就此可以获得合理化解决方案， 这有助于平台和劳动者确立更加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。
至于平台之间比拼系统的紧密性、无限开发骑手潜能等恶性竞争，也会在这一意见出台和落实之后，得以矫正。
这一变化自然是对已经影响 社会 就业与民生的一个互联网现象的回应。 某种程度而言，这也是对于美团、饿了么等平台型公司的一个前瞻性安排。
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迭代，新就业形态在不断浮现出来。十年之前，无人知道外卖会如此兴盛；五年之前，无人知道短视频会如此流行。
平台型企业的一大优势，恰恰在于因势利导，不断创造性地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，从而不断吸引新的用户和劳动者加入，就可使整个市场繁荣起来。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新的劳动关系定义在对平台松绑的时候，已经迎来了全面爆发的春天。
年轻人的想象力总是无限的。会有怎样的新职业出现呢？
反正，跟着去看就行了。“自由”，本来就应用于创造。
图片｜王庆华-摄
物道君语：
明日中秋，其实刚一入秋便开始想家。黄叶一天天飘落，乡愁一夜夜堆积。
可能是天变凉了，城里的出租屋里太凄凉，想和爸妈窝在炕上看电视；可能秋收一到太多好吃的东西了，想吃姥姥晒的腊肉；也可能秋意味岁末将近，原来我已经离开家那么久了……
“故乡”这个词，平时很少想起。但秋风一起，故乡的一切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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愁，就是秋天的心。秋里最浓的愁，要算是乡愁。
连清川说，人们来到了冷冰冰的城市之中，成为无人看护的孤儿，这是人们眷恋家乡的根本原因。
秋风让城市变得更加萧瑟，于是乡愁便像片片落叶，在心间堆积成山。
图片｜豆腐脑是辣的-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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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愁
是中国人的“遗传病”
长相、性格会遗传，人的情感也会遗传。在秋天里对故乡的思怀之情，藏在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。
过去农耕时代，秋天总有一场最盛大的收成。游子奔赶回家帮忙，父母难得盼来一家团聚，迫不及待把第一口丰收做成满席饭菜。秋收不久，严冬封死了河道与马路，人们也只有跟家人簇拥，过起深居简出的冬藏生活。
就是这样，中国人开始在心里落下一块思乡的疤，秋风一吹就隐隐作痛。
图片｜阿伦757-摄
作家洛水说每次秋天脱光树的同时，他感觉身上那套让内心故作坚强的盔甲也被脱光了。
有次母亲打电话问他假期能不能回家帮忙收庄稼，他闪烁其词后母亲便笑着说，“也就问问，不回来也没事，我和你爸还没老。”
图片｜重庆六娃-摄
图片｜魔幻中的现实-摄
那一刻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在颠沛流离的时候，母亲小心翼翼的爱也一样流离失所。有些事情、有些痛不得不承认，母亲不只想念儿子，也更需要他了。
秋里思乡好似中国人特有的遗传病，故乡会成为游子的伤疤，而城市变了母亲的伤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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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景
时刻提醒我们思乡
秋天容易思乡，也因为这个季节的一景一物都在提醒人们回家去。
树叶挥别枝干，回归土里去寻根。再有那鸿雁，辛弃疾一句“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”，道尽多少离家之人的心声。
就连《诗经》这么久远的歌也知道用“秋风”起兴，唱那个回不去的故乡、或者唱那个在家乡守望的人。
图片｜老拾-摄
图片｜赵永清-摄
你听那《东山》唱的：果臝之实，亦施于宇；伊威在室，蟏蛸在户；町疃鹿场，熠耀宵行……
歌者这时本该在家里忙秋收，如今眼前却只有荒凉：屋外爬满瓜萎、屋里爬满土鳖，门上挂满蛛丝，田边印满野兽脚印，夜里只有鬼火没有人影……
图片｜漂泊的风-摄
图片｜闲云远鹤1965-摄
听歌者一遍又一遍唱着“滔滔不归……”让我想起，这时老家的石榴也该红了吧，我本该帮外婆摘下红透的石榴，陪她颤巍巍走到村口叫卖。现在我回不去了，我像一条无助的沙丁鱼，每天被压缩在地铁车厢里，在公司和出租屋之间颠来倒去。
有时在路上突然听到一句熟悉的乡音时，便会想家想得要哭出来。秋风，像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乡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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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思
每逢佳节备思亲
都说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你看秋天的那些节日。
先是夏末秋初接连七夕和中元，抹上一层重逢的底色；随中秋月满，团聚之心也盈满起来；行至重阳，思怀的情绪开遍山野。
图片｜行无界思无疆-摄
这就像我们的先人故意在秋天安排的一场美丽的巧合，不知先有乡愁还是先有这些节日，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。
很多时候都会在节日文章里看到读者留言说：“传统节日的味儿一年不及一年。”确实许多节日都慢慢失去最初的意味，但我们依然不问究竟地年复一年坚持在过。
叶圣陶也曾说，他家里过节一切都马虎得很，不如以前的长辈。但如果废止过节，心里会很不安，因为已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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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会想，故乡跟这些传统节日很像，时代让她物是人非。
有时过节回家，想重温一下小学门口那家云吞面的味道，结果已经成了便利店。
张佳玮也说，那巷口的树、那邻居家的猫狗、跑过的路、摔过跤的公园，出去一趟，回来，什么都变了，有时找个老地方还要靠手机GPS导航。
真正的故乡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就不在了，很多时候她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地名。为什么我们还想回故乡？
图片｜风一样的婶子-摄
图片｜虚实之间-摄
张翰出洛阳见秋风起，想故乡的鲈鱼纯羹，于是回去；王小波听写老华侨回国被北京姑娘用京片子骂，又惊又喜，被骂也爽快得很。我们回家，母亲会做好我们爱吃的咸鱼肉饼；我们回家，会去找儿时的闺蜜聊那年一起追过的男娃。
只有在故乡，我们才能看到那段无忧无虑的少年光影，这是我们习惯的地方。于是每次回去都能让我们感觉：回来了，真好。
图片｜《风味人间》剧照
人虽然健忘，但身体的习惯却很难改，就像故乡给我们的胃留下的记忆，乡音给我们贴上的标签。
冯骥才说：如果你对自己生命的有神秘感，想寻找自己生命的由来，那么找来找去，一定会回到自己故乡。
图片｜刘三伟-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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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清川(微博)，资深媒体人，专栏作家，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。1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，曾先后担任《南方周末》记者、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编辑、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副主编等，现为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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